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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 脚(散文)

http://l.66wc.com/system/2019/2/13/134527.html  2019/2/13 17:05:00  错误提交


  1991年夏,吴岸的村人种香菇赚钱。那年我刚从父母的家里分离出来,家底很薄,极想在业余的时间里攒点钱改善家人的生活,于是便与妻子商定也种了一千筒。

   经过一个暑期的努力,我做好了香菇料筒,接上菌种,交叉叠放在中间楼上,单等菌丝走透后下地。

   新学期开始了,我便去岭后学校上课。一个周五的傍晚,我从学校回到家里,一放下挎包便拿起刀向竹园里跑去,准备砍毛竹做搭香菇棚的料子。竹林里一片昏暗,我的左脚一不小心便踩在一根手指般粗大的树桩上。尖尖的树桩刺破了解放鞋鞋底,直戳进我的脚板,我疼得瘫坐在地上。我缩回脚脱下鞋一看,只见脚底被戳了一个小洞,血从洞口处一滴一滴往外流。

   我忍着疼痛从地上站起来,颠着左脚跟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。妻子见了忙扶住我,拿来抹布把我脚底的血擦干净。

   晚上,我感到脚又麻有疼,躺在床上直叫唤。母亲揉着我的脚不停地对着疤口吹气。妻子抱着刚满周岁的安安站在旁边直掉眼泪。邻居们说,可能是有柴屑掉在里面“发作”了。大哥拿来钳子扒开我脚底下的疤口用手电筒照着往里看,结果什么也没有看到。

   第二天早上,我的脚板肿得如冬瓜一般。邻居们砍来竹子搭了个担架把我抬到岭后乡卫生所里。卫生所的大夫说伤口发炎了,先要消炎止疼,于是就给我挂上了盐水。第二天又给我挂了一瓶,然后就敷上药。我的脚肿渐渐消退了,也不疼了,只是不能踩下去。我问大夫以后怎么处理,大夫说:“以后……以后看情况吧。”

   由于学校里老师紧缺,我请不了假,只能拄着拐杖到教室里给学生上课,夜里躺在床上休养。一个星期之后,我的脚还是没有见好。一到傍晚便如发酵的面包一般肿起来,休息了一夜之后又开始慢慢消退。

   我想起邻居们的推断,便跟卫生所的大夫说:“能不能用手术刀开进去把里面的柴屑取出来。”

   大夫摇摇头说:“不行啊,动手术要打麻醉的,去县城医院才可以。要住院的。”

   “去医院做手术一定要花很多钱吧,种香菇向亲戚们借的六百块钱还没还呢。”我嘀咕道。那时没有医保,治病的一切费用都要自己全额支出。由于家底薄,平常家里花每一分钱妻子都精打细算的。为了节约开支,家里人尽量吃地里长的家里养的。我在业余时间里种水稻、种番薯、种菜,妻子则养鸡、养鸭、养兔子。

   “再说妻子正忙着,也抽不出时间陪我住院啊。”“可我的脚要是不好了种香菇又怎么办?”我的内心像茶壶里烧开的水一般不停地翻滚着,焦灼万分,“或许,不做手术也会好的。还是熬一段时间再说吧。”

   又过了一个星期,我勉强用脚后跟着地歪歪扭扭地向前走去。妻子过来接我,说香菇筒要下田了。我便拄着拐杖一步一挨地回到吴岸的家里。

   我来到香菇田里,只见父亲和大哥已帮我搭好了香菇棚,地上支起了竹架。妻子从家里把“熟透”的菇筒搬到田里,用刀片割开塑料外壳,小心翼翼地把菇筒放在地里靠在架子上。白花花的香菇筒整整齐齐地排列着,就像一排正在等待检阅的士兵。香菇筒上冒出了一个个黑色的菌蕾,密密麻麻的就像一群正在搬家的蚂蚁,有几颗长得快的如雨伞一般撑开了菇叶。我抱着安安默默地在旁边看着,心想香菇长大了就可以卖钱,内心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

   吴岸和岭后相隔十多里山路,沿途都是崇山峻岭,由于脚不方便,我上班时间只能呆在学校里,周末的时候才可以回家帮忙。父亲和兄弟已帮我打理了地里的庄稼,香菇上的事情则要靠妻子一个人苦苦支撑着。

   妻子是吴岸小学的代课老师,香菇筒下地之后,她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。早上,妻子天没亮就起床,背着安安去田里采摘香菇,采回之后又要剪去香菇脚,挑到外弯的烘干棚里烘烤,然后又去学校里给学生上课。

   烘烤香菇是一件很累人的活,一次要烘两天两夜,大约要烧掉两千斤干柴。为了节约成本,组里集中轮流烘烤,每户人家大概二十天轮到一次。各家在轮到烘烤之前要积累好干柴,这对我来说无异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

   夏天,大哥在“踏对翘”下的悬崖上砍倒青柴,如今柴已晒干了,大哥叫我去那里背,说那里虽然路不好,但离烘干棚的距离比较近。

   周末的时候,我带上刀,跛着脚来到悬崖上,砍下干柴捆起来驼在肩上,身体向一边歪去,人似乎比往常矮了一截。由于本身力气不大,又兼脚不好,每次只能背五十多斤,相当于村里后生的三分之一。路是新开的,沿着崖壁“之”字形向上延伸,很陡,坡度80左右。我深知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柴滚落悬崖,因而每跨一步都战战兢兢的。遇到坡度大的地方,我便把左膝盖跪在地上,一手扶住肩上的柴,一手攀着前面的石头颤颤巍巍地往上升。我累得直喘粗气,汗水如泉涌一般流出来浸湿我的衣服。

   中午的时候,妻子背着安安在悬崖顶上等着,给我送来了番薯稀饭。我就着咸菜狼吞虎咽地吃起来,吃完了继续下到悬崖里背柴。我连续背了两个周末,背得我肩膀又红又肿,膝盖磨破了皮,脚下的伤疤滴着血和脓水,终于备齐了一趟的干柴。

   轮到烘干的日子,我不分昼夜地在烘干棚的灶肚子里烧着柴火。妻子时常带着安安过来看我,给我送饭送水。

   我的脚总是好一阵子坏一阵子,实在熬不下去了就敷上一些“山棕榈”“猪儿菜”之类的草药。脚肿的时候,我拼命往里按,脓水便通过疤口涌了出来。邻居们说里面的柴屑随着脓水流出来我的脚就会好了。

   有一次,我去县城学校听课,便安排时间去医院里看脚。我挂了号来到外科医生的诊室里。诊室里挤满了人,我等了两个多小时才轮到。医生很专业,他瞄了一眼我脚上的疤便给我下单子。我拿着单子拍了“X”光片,拍片的医生说隔一天才可以看片。我想要是隔一天看就要在县城住夜,第二天傍晚才能乘上班车回家,于是便央求医生下午三点前就替我看看。我好说歹说医生才答应我。到了下午三点,我来到“X”光片室里,医生拿出片子一看,片里除了模糊的骨架别的什么也没有。我又拿着片子给外科医生看,问他能不能安排做手术。医生说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就不能盲目做手术。我想问“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也好不了”,医生已经开始诊断下一位病人了,我只好悻悻地趁车回到家里。

   我从医院里回家之后,邻居们便开始怀疑脚里面有柴屑的说法(后来才知道“X”光片是拍不出木质的东西的)。有的说里面的东西可能早就随着脓水排出来了;也有的说我时运未到,时运到了脚自然会好的。

   我岳父说可能触犯了鬼神,做做迷信就会好了。

   我是读书人,向来反感迷信,但在强烈的愿望驱使之下,我便也不反对了。

   岳父请来一位道士给我把脉。道士身材矮小,脑袋光光的,一只眼睛患严重的白内障,眼眶如被水牛刚荡涤过身体的池塘一般浑浊。道士把手搭在我的手腕脉搏上,眯缝着眼睛凝神一会,然后果决地说:“被鬼箭射了,把箭拔出来就好了。”

   第二天,我便买来一斤肉,宰了一只鸡。父亲帮我做了一团糍粑,揉捏成尖尖的“明斋”。天黑了,道士便在中堂里摆起了香案,“叮叮当当”地摇起铃铛,嘴里念念有辞。我呆呆地躺在火炉间的板凳上。道士一边摇着铃铛一边念着咒语走进火炉间,身后跟着四五个敲锣打鼓的男人。道士把铃铛放在桌子上,伸出两手把指头绞在一起。忽然脚一跺,地板上发出“嘣”的一声响。手掌一翻,嘴里念道:“天灵灵,地灵灵,鲁班师傅出真身……”然后对着我的脚做着拔箭的动作,问后面的人:“鬼箭拔出来没有?”后面的人齐声应道:“拔出来了。”“脚好了没有?”后面的人又道:“好了。”这样重复几遍就离开了火炉间,然后随着一阵急促的锣鼓声,“拔鬼箭”的佛事就结束了。妻子给道士包了二十元红包,道士推脱了几下便拿着走了,顺便带走几个糍粑。

   我期待脚能好起来,但是过了几天之后,依然跟原来一般模样。

   岳父说要拜几个干爹给我助力。于是又找了三个属老虎的干爹办了佛事,做佛事的时候干爹给我撑了雨伞。

   但我的脚始终没有好起来。过了不久,脚面上也烂出一个疤,流出很多脓水,过了一段时间疤口便越来越大。

   忙忙碌碌又挨到了暑假,上年的香菇完结了,妻子算了一下净赚八百多元,相当于我和妻子两人半年的工资。妻子说第一次放香菇没经验,管理不好,所以赚得少一点,叫我趁闲把脚治好,预备放下一趟香菇。恰巧取垟那边的姐夫带来口信说,他那边有个土医的药不错,叫我去他那里看看,我便一瘸一拐地来到取垟姐夫的家里。姐夫带我去见那位“土医”。土医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单身男人,身体胖胖的。我给土医送了二十元钱的红包,土医便到屋前屋后转了一圈,采来几片翠绿色的叶子,拔下一把黄澄澄的草根,糅杂在一起放在柱子根的石板上,用斧子“砰砰”地捣碎,又掐来一张芭蕉叶,把捣碎的药抹在上面,顺手从院门口处拔来几根茅草做绳子,把药绑在我的脚部疤口上。我感到脚底下凉凉的。

   第二天,我又去土医家里换药,但过了几天之后脚依然红肿,我心里着急。那土医说:“别着急,过几天就会好的。”于是我又给他包了一个红包,他又继续给我敷药。过了几天,脚还是不见好。我只好又回到家里,妻子看着我的脚失望地摇了摇头。

   我回家之后,村人又预备种下一趟香菇了。我和妻子也决定继续种一千筒。大哥闻讯后便厉声对我和妻子说:“你是要命还是要钱啊!还不去医院做手术,骨头烂了就再也治不好了。”大哥的话像一根针刺进我的心,我和妻子流出酸楚的泪水。

   我辩解说:“医院里不是说里面没东西吗?”

   大哥立即说:“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也好不了,医院的诊断有时候也不准的。”

   我低头无语。

   过了几天,嫁到温州永强的姐姐带来口信叫我去她那里做手术,由她来照顾我。

   我依然犹豫不决。父母和兄弟催我赶紧去。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姐姐那里做手术。

   那天早上,妻子把我送出家门,把家里预备种下一趟香菇的八百元钱塞进我的衣兜里。我只拿了三百元,叫妻子在家里先备好种下一趟香菇的料子,治脚不够的钱我自己想办法筹集。

   我乘车来到永强姐姐的家里,姐姐和姐夫便把我带到永强区医院里。医生给我拍了片,经过诊断,医生说很幸运没有患上骨髓炎。

   医院立即给我安排做手术,主刀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医生,是我姐夫地方上的人。

   我躺在病床上被推进手术室里,由于我是第一次做手术,心里就像揣个兔子似的怦怦直跳。麻醉师给我打了麻醉,过了几分钟之后麻醉师拿针戳一下我的大腿,问我“疼不疼”。我说“不疼”,医生、护士们便开始忙碌起来。

   我听到脚下面好像剪布料一般发出“索索”的响声,然后便感觉主刀医生拿着钳子在我脚板里掏来掏去。医生说里面有块硬硬的东西,不久就取出了一截黄豆一般大小的树桩。我一看那树桩是山茶树的,带着血迹,在灯光下金黄发亮。这树桩犹如磁铁一般牢牢地吸附在我的脚骨边,折腾了我近一年时间,在我脚部肌肉的包裹下,营养充足,经久不烂,如果不取出来,或许我过世了它依然牢牢依附在那里。我看着取出的那截树桩,就如坠入水底的人露出水面一般长长地透了一口气,满心释然。

   我在医院里住了十天时间,拆了线,为了防止刀口破裂,又在姐姐家里休养了一个星期,然后回到吴岸家里。那时妻子正在灶台前做饭,安安在妻子的背上睡着了,发出均匀的齁声。

   妻子问做手术化了多少钱,我说化了八百多块,那五百元是向姐姐借的。妻子默不作声。

   我把从脚里取出的那截树桩拿给妻子看,跟妻子说:“早知这样,还不如早点去医院里做手术把它取出来。”

   妻子说:“是啊,中间还可以省去不少花费呢。”

   妻子拿起那截树桩“噗”的一声扔进灶肚子里,灶肚子里立时升起一股带血的青烟。

来源/作者: www.66wc.com 胡加斋
[责任编辑:张梭梭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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